知识
穿越五千年时光，从原始社会至现代，每个历史阶段都孕育出众多卓越人物，他们以民族英雄之态，为华夏书写辉煌篇章，每一位伟大人物的功绩与精神，都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教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钱穆曾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及“人才教育”的问题，并且认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乃“互为表里”，其用意在于“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并且认为不仅大学教育当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在钱穆那里，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国家教育都应该将人才教育作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细审钱穆有关培养目标的论述可知，“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由“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人”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钱穆又将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关于成“才”，钱穆同样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人尤重于专家”，“供社会之用”与“用社会”，自然科学人才与人文科学人才。
为了实现“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的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中国文化的核心目标是“天人合一”，钱穆对它的理解是人从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后人文，然后再回归自然。钱穆本人非常喜欢到山林中游走，体会自然带给他的乐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自然情怀。同时，身体力行，两次带领学生出游学习。
钱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不仅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传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的决定；但反过来，教育方法也是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的、实现文化理想的手段。钱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师道、人生、治学三个方面。师道是主要对教师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学这两个方面则主要是对针对学生而言的，是学的方法。事实上，钱穆在教育方法当中更加注重学生学的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学习。钱穆的这一思想，在其对学生在复兴师道当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论述当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为了复兴师道，学生方面应该根据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师：师于人、师于己，师于当代师、师于前代师，师于心、师于天。亦即作为学生，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其在我”。关于治学，钱穆还曾经提到，一切学问，可分为对物之学与对人之学两大类。此即所谓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别。但二者学问境界都系于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学，实乃是在人文学与自然学之夹缝中，且是此两大学问分野之上之一种综合学问。”学问有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但无论何种学问，实皆渊源于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则是学问的基础，也是钱穆教育学生的指导原则。
经学
钱穆研究经学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研究经学最著名的作品，涉及经学的著作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孟子要略》等。他在经学的渊源和历史，经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等方面，有独到见解。
钱穆以史学研究经学，辨析今古文原义，破除经学的今古文门户成见。在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前，研究经学的学者，一般将刘歆发掘的籀书经典文献称为古文经学，这些文献使用西周时通行的籀书字体，汉代通行的字体则是隶书，刘歆发掘的这些古代文献，同当时已有的儒学文献，在思想观点上有出入，于是形成了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特别是今文学家怀疑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文献。钱穆对古文与今文含义有不同看法，对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看法也不同。
钱穆认为，古代学术，在西周时期还是贵族学，其学术文献相对于后世来说是古文书。战国时期贵族学衰弱，平民学兴起，有了百家学术，其学术文献相对于战国之前的文献来说，是今文书。儒家派系继承了贵族学的主体思想，其他百家派系同儒家派系之间的论战，就表现为最早的古文书与今文书之争，本质上是儒家古籍与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在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前，这一学术思想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汉初的儒家与黄老道家之间。
当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就意味着最初的古文书与今文书论战的结束，意味着儒家古籍在同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中取得了胜利，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被尊为“经”，经学正式开始，古文复兴。钱穆认为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是更为可信的，而战国晚世的诸子百家都试图托古创制，所作的今文书论著，经常篡改古籍，不可深信。因此，钱穆提出考证中国上古史应当根据汉代的古文旧书，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十分看重古文书。不过当儒学获得国家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其他各家学说也都穿凿附会，借托儒学名义在发展，儒家也渗透到百家学说之中。
理学
钱穆十分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有《朱子新学案》《阳明学述要》《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在宋明理学上，钱穆最突出的成绩有三方面，一是揭示北宋早期儒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说明新儒学同先秦儒、汉唐儒之间密切联系，以及新儒学的时代新精神和新道统；二是重点界定朱子在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应有地位，阐明朱子学的理气一体，心性一体二分；三是阐释王阳明的学术派系归属，突出阳明学良知论的道德实践蕴意。相对于其他学者而言，钱穆研究宋明理学，注重会通，善于打破门户成见，更显独特，观念新颖。
首先，钱穆揭示出早期宋学继承先秦儒学以来的师道、教育、政治等传统，实现了儒学复兴，并幵创出符合时代的新精神和新道统。以往的学者强调宋明理学的产生主要是唐代的学术思想影响，如唐代的韩愈辟佛卫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以及道教的阴阳宇宙论等。钱穆则将早期宋学的活动看作是上承汉唐，直至先秦，下启宋明理学的关键。他认为宋学早期的师道、教育运动是儒学复兴的基础，如胡瑗、孙复、徐积、石介等人的书院讲学，开启尊师重道的传统风尚，直接影响后来的理学兴起。早期宋学家经世致用，厉行改革，将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都发挥到相当高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号称“五子”，“建立新儒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从而在理论上有力地批判佛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钱穆突出了他们根据《易》和《中庸》，辟佛卫道，复兴儒学的贡献。
其次，朱子学研究是钱穆的重头课题，钱穆力求从朱子原著还原朱子，从整体全貌阐明朱子的根本思想和精神。钱穆不同意学术界把朱子的贡献和地位限定在理学内，认为应当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去考察。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矿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钱穆认为朱子很像孔子，最能承守传统，又能发明创造新义，是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之大成。总之，钱穆对朱子的定位极高。
再次，钱穆通过说明王阳明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认定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完成，突出阳明学良知论的道德实践蕴意。钱穆认为南宋理学存在两个没有解答的问题。一是在宇宙论上，万物一体的理究竟在哪里。朱熹认为万物一体的理是外面实体固有的；陆九渊认为万物一体之理是吾心的意会。二是在修养论上，理想人生如何做工夫，变化肉体气质。朱熹认为应当从源头上道问学；陆九渊则认为应当尊德性即可。王阳明就在这两个问题上接着讲，提出了良知学说，调解了朱熹与陆九渊的观念，解答了两大疑难问题。钱穆如实地还原了王阳明的学术语境，真实而深刻地阐释阳明学。
史学
钱穆是史学大家，兼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优长。就纯史学而言，他的历史研究涵盖了史学理论、中国通史、中国部门史和中国历史考证等众多内容，有《国史大纲》《史学导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就史学性质而言，钱穆的史学不能用常见的史学分类去界定，特别是不能用西方史学的分类标准去看待钱穆的史学，譬如《中国历史精神》《民族与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国史新论》《中国史学发微》等著作，既是中国历史的描述，又是中国文化的阐发。这反映了钱穆主张的民族、历史、文化合一论。因此，钱穆的史学看作是独树一帆的民族文化史学。
《国史大纲》的完成标志了钱穆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在《国史大纲》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独树一峡的史学理念。他不赞同新考据史学、疑古史学、革新史学，明确提出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他认为新考据史学只是以科学方法的名义割裂历史事实，以活的人事换做死的材料，流于琐碎，不得大体，无法看见民族文化的精神，而疑古史学只看到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要怀疑以往一切古史的真实，却没有看到历史同时也在层累地遗失和淘汰，与其假设古史为假造，严格排斥传说神话，不如直接肯定它们就是古人对远古历史的追记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相对于新考据学、疑古史学，革新史学一方面注重历史整体，史学有系统，另一方面看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积极为革新现实服务，因而更加合理，但是革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走极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为前提的，认为秦代以后中国一直都是封建专制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把中国丰富的历史看成是经济压迫与反抗的斗争史。它们都没有揭示历史的真相。钱穆的史学，是独树一积的，陈勇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卢俊义称之为新儒学史学。
钱穆的新史学，注重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智识”，特别看重历史智识。强调治史者要有“史心”。他说：“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济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连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他历来提倡“史心”，为召唤国魂的国史教育和新国史而撰写历史，认为国史教育与研究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现代化有重大意义，“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于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他认为“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治史必须要兼有史识与史心，史识是治史必须关照现实社会矛盾，要为民族前途和长远利益谋划，不应该仅仅是清理历史掌故，沉浸在旧事之中。史识是以人物忠奸作为历史研究与评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世运兴衰得失中求取知识。史心是必须对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抱有宽容、健康的心态，应当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态与阴暗，但不能独断地全盘自我否定，应当把握分寸，否则会伤害民族自信心，阻碍民族文化正常发展。
他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首先，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可见他的史学是以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于自然的时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续、绵延，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浑然凝成一体，构一个“大现在”，“一个有宽度之现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动态分析，不能停留于静止、孤立的观察。第三，整个历史之于个人，实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背后有一大图样，才成此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自己这个一个民族，这一条绵延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国人最懂得此一种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拥有七亿人口的一个竟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
诸子学
钱穆在诸子学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相关的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学概论》《孟子要略》《墨子》《四书释义》《老庄通辨》《论语新解》《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他形成了一整套诸子学体系，且其中有众多学术创见。首先，钱穆从史学角度，梳理诸子师友学术流变，实现了诸子的贯通。“应该说以史学贯通诸子当推钱穆。正是从史学角度贯通诸子，把子学史学化，使他把握诸子学发生、发展与流变的大趋势，从而揭示了子学的精神，开史学贯通子学之先河。这正是钱穆研究子学的价值所在。”钱穆研究诸子，针对了以往研究子学各治一家，不能贯通的缺陷，以多部史书与子书相互参照，实现了诸子学的贯通。钱穆提出诸子学产生于贵族学的衰败，又是对贵族学的继承和发展，不同意胡适关于诸子学产生于对贵族学批判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古代王官之学集中体现在史与礼的结合上，后来由于史官流落民间和礼的瓦解，使王官之学衰败，这为诸子学产生提供前提。”钱穆运用了大量的史书与子书材料，考证了诸子师授渊源，证明孔子是诸子的平民学开创者；墨子曾学过儒学，其他诸家也都深受儒家影响；诸子的师友、学术出入，必然在学术互动中，既互相争鸣，又取长补短，形成了诸子学。
其次，钱穆揭示了诸子学的精神和学术流变。钱穆指出：“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分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一脉。此亦气运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学者明乎此，而可以见古今学术兴衰起落之所由也。”诸子学是平民学，是平民阶级觉醒的时代产物。就整体而言，诸子学是围绕政治与生活两大问题，展开学术争鸣。钱穆认为，诸子百家大体上没有超出儒与墨两大家，属于儒、墨两家的演化。由此钱穆以儒、墨两家的争鸣为主线，阐释了有关诸子三期发展的学说。第一期是孔子与墨子关于“礼”的对立，也就是对贵族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观点。孔子主张贵族和平民都该克己复礼，恢复秩序，墨子则提倡所有阶级都应当归于兼爱、平等的社会。第二期是孟子与许行、庄子等关于“仕”的对立，争论的焦点是已经兴起的士阶级该不该入仕，入仕该以谁的利益为出发点。第三期是荀子、韩非与老子关于“治”的对立，荀子提倡礼治，韩非主张法治，墨家和老子都主张无治，取消阶级的分别。
再次，钱穆与众不同地研究了诸子学的统一问题。胡适等一些学者，认为诸子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几十年有一段空白，似乎中间断绝了。钱穆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诸子学没有中断过，而是在秦始皇之前，诸子学就开始了学术思想的统一进程，并且引导了秦始皇的政治统一。诸子积极探索学术思想的统一，秦始皇恰是顺应了社会希望和平与统一的时代精神。
钱穆以三条路径，分别具体论述了诸子学的统一过程。第一条路径是超越儒、墨、道诸家，调和统一，《吕氏春秋》就是这种调和的成果，但没有除了折中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创见，因而没有成功。第二条路径是以道家为宗主，调和百家学术思想，如《淮南子》就是这一路径的成果，但其中的消极性太强，建设性观念不足，也不能适用于统一的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第三条路径是以儒家为宗主，吸收各家观点，融化到儒家思想系统之中，如《大学》《中庸》《礼运》等篇章，非常适合时代需要，符合社会潮流，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钱穆对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诸家，都一一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经常是另辟蹊径，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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