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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时期，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在位时，他的大臣裴矩在甘肃的张掖主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并向西域诸国的商人表达了中国对他们的欢迎态度。
609年，隋炀帝巡视中国西部，来到张掖附近的燕支山，裴矩安排吐鲁番的高昌国国王、哈密的伊吾国国王及西域的其他27国国使前来谒见隋炀帝。在隋朝的这些商人和文化使者之后，又有哪些人继承了这一伟大事业、努力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规模是什么样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副 研究员 艾力·吾甫尔）“隋炀帝为了与西方建立联络派使者出使壳西米尔，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玛瑙贝等，后来使团到阿富汗，阿富汗的王室城获得了佛经，他们接着往北走到史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沙赫里夏勃盆城，在那边获得了十位舞女和狮子皮等珍稀宝物。”
607年，隋朝官员常骏等人乘大船航海抵达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赤土国。赤土国王派遣由30艘大船组成的仪仗队欢迎他们。迎宾仪仗吹螺号击羯鼓，以取悦大隋使节。他们还向隋使进献金锁链，当作常骏所乘大船的缆绳。过了一个月才抵达赤土国的都城。《隋书》记：赤土国王子叫那邪迦，他代表国王会见了常骏一行。3年之后，这位赤土国王子那邪迦随同常骏来到中国的首都，隋炀帝召见了他。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利舍尔·萨拉希坑诺夫）“15世纪初，明朝朝廷命官陈诚曾数次出使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王国，他将所见所闻记述在《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中，在《西域行程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从中国到西域沿途的地理、自然条件以及当地的民俗民风。在《西域番国志》中主要记述了今天新疆南部和中亚一些名城重镇的情况，作者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古城留下了浓墨重彩。萨马耳罕作为当时帖木耳帝国政治中心，成为作者记述的第一座中亚城市。”
到了唐代，中国对外交通盛况空前。
贾耽曾主管各国来华朝贡，他在职期间，曾画了一张海内华夷图，还写了两本书记述了7条通往各国的道路，其中陆路5条、海路2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佛教是在中国的汉代传入中国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产生于伊朗的拜火教或者叫索罗亚西德教传到中国，再往后呢就是摩尼教或者叫光明教，再以后就是亚洲西部一种基督教派叫聂斯托利，咱们唐朝叫大秦景教，于盛唐时期又传到了长安城。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来拜见唐高宗李治，宣讲他们的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就传到了中国。”
唐代，中国人开始接触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该教的创立者叫聂斯托利，他是拜占廷皇帝的总督，约于451年去世。此人曾担任过群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后被斥为基督教的异端而遭受迫害。他的信众逃往波斯并建立了独立教会，聂斯托利教遂流行于西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利舍尔·萨拉希坑诺夫）“通过这条伟大商路的不仅有商队，还传播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成果、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思想，通过商路的传播，贵霜王国的佛教传到了原来信奉拜火教的花刺子模、索格底安纳、巴克特里亚，又经这里输入中国。公元初年，从小亚细亚传入了基督教，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唐代初期其信徒来到中国，在国都长安建造教堂、宣传宗教，中国人当时称之为景教。唐代人杜环在他写的书《经行记》中称之为“大秦法”。
公元七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长安城立了块石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代，即1625年出土，现今立于西安碑林。碑文系汉字正楷书写，碑下两侧有古叙利亚文题名。
（西安碑林博物馆 馆长 赵力光）“这个碑石记载了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在唐代，贞观9年，景教僧，其实也是传教士了，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唐太守李世民下令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景教就在长安城里传教，建了很多的寺院，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现在我们能看到它上面有基督教的标志，上面有十字架，这个碑里有很多和中国的结合，碑本身的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弛龙，他们把传教士改称为僧，他们的教会和教堂也称为寺，很明显的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据大秦景教碑的记载可知，景教在中国传播迅速，很多州县都建立了景教寺。
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领兵失误，在中亚的怛罗斯遭遇伏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杜环身列其中，他们被编入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军团中，随着军队的调动，杜环来到阿拉伯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这支部队以后就被调派到新的首都巴格达，又被调到突尼斯去镇压了阿非利加省的一次政治叛乱，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在帮助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早期的统一、安定起到了作用，同时，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那里，其中有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了撒马耳罕，又传到了巴格达，大约都在公元761年左右，同时还把中国的纺织丝绸的机器带到了巴格达城。杜环以及他的同伴在阿拉伯大食国建立的初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播了中国的一些文化。”
杜环的著作《经行记》在讲述大食国时写道：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随着他们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也被带到巴格达。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出口陶瓷器，主销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及阿拉伯世界。航海贸易兴盛起来，国际间形成了一条陶瓷之路。
九世纪的阿拉伯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讲到：中国有精美的瓷器，瓷碗晶莹剔透、似玻璃杯一般，隔着碗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在日本、文莱、马来半岛、印度、伊拉克、埃及以及坦桑尼亚均有中国唐代陶瓷外销的遗址、遗物。外国物品的传入，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从陆、海两路入华的商货与贡品极多，其中，在唐太宗时拜占廷罗马帝国向中国进献了十种彩色玻璃。
唐天宝三载，即744年左右，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作献给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杨玉环得意非常，她手持七宝玻璃杯，一边品着杯中的西凉州葡萄酒，一边唱和着李白的诗作，西方国家的名优玻璃器进入了中国皇宫内院，这足以表明，中古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广泛和频繁的。
唐代，是日本古代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日本跃居先进民族国家之行列。唐代中国有不少使节、僧侣、商人与工匠往赴日本，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配的贡献。其中，最脍炙人口、最令人钦佩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出生于688年，于763年逝世，扬州人，曾在长安、洛阳学习佛学7年，后回故乡，主持龙兴寺、大明寺，是远近驰名的授戒大师。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聆听他传经教义，其受戒的门人达4万余人。
日本国的学问僧荣瑞、普照于742年10月来到扬州，请求鉴真将佛教传到日本去，他们讲：在日本，虽然有佛经，但没有讲解佛经、阐述佛学的人，深望大师您能东游日本弘扬佛法。鉴真则表示：为了弘扬佛法，我何惜身家性命。于是，他带领祥彦、道兴等21人一同前往日本。从743年起，鉴真一行人为东渡日本，进行了前后10年艰苦努力，期间数次东渡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从未放弃。
753年12月20日，日本遣唐使鉴真一行终于到达了日本。754年2月1日，鉴真被迎接到奈良，被引入东大寺安置，受到天皇差遣的大官和僧徒们的隆重欢迎。不久，太上皇、圣武天皇为鉴真颁布了一道诏书，诏曰：大德和尚，远涉重洋，来访我国，深合我意，令我欣喜无限，从今往后，凡授戒、讲经之事，完全由大和尚主持。紧接着，又发敕令，授予鉴真一个传灯大法师尊位。鉴真东渡至此宣告成功。
到了宋朝，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河湖港湾便于外贸航运，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宋朝的手工业分工细、门类多，包括矿冶、纺织、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及火器，产品的质量佳、数量大，宋朝政府重视海洋贸易即市舶之利，并获得了巨额利润。
北宋宋英宗治平年间，即1063年至1067年，市舶收入每年63万贯，是大宋王朝的重要来源。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即1127年至1162年间，市舶收入竞达到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还多，因此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罗盘，即指南针在宋代已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使中国的船舶畅行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上，以后，这种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国际航海贸易。
在宋朝，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仍然是丝绸与瓷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瓷器在外销产品中占据主位。宋瓷的制造技术极高，享有盛誉的是青瓷。据说，郑州地区的柴窑于五代末期即能烧制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
赵汝适是当时泉州港的长官，他在《诸藩制》一书中介绍道：当时大量购买中国瓷器的国家有十几个，其中，南洋群岛是主要的集散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在早期，就是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那儿有些经营，做了一些东西方之间香料的生意。以后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又占领了那儿的市场，贸易量是比较大的。中国的不光是香料，而且包括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另外中国的很多劳工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了东南亚，参加了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香料的生产和运输、贸易。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这些香料贸易所得的利润得到了很多的积累，得到了很丰厚的利润。”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宋太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称市舶司。古书记载：广州的蕃坊，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安排一个外国人当蕃坊的长官，由他掌管蕃坊的公务，专门负责招揽外商。此外福建的泉州位于闽南，是一个天然良港。1087年11月6日，中国的宋朝政府在杂货山积的泉州设立市舶司。外商聚居在泉州城南一带。阿拉伯人入华、驻华，并逐渐华化。由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境内传播。随着众多的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伊斯兰教对沿海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
明朝永乐初年，郑和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携带了大量的钱财出使西洋。郑和与同伴于6月出发，率领由62艘大船组成的舰队及士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先到达越南，又访问了各国，向所到各国宣读了中国皇帝朱棣的诏书。
1433年，郑和从中国的南海出发，横越印度洋，抵达红海与非洲东岸。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吨位之大、船员之众、其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均属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之壮举。
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马欢写有《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当时波斯金币和意大利金币都在阿拉伯半岛流通。中国的陶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和一行人已经接触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他们同早期欧洲的商业资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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